两千多年的中国哲学史是两千多年的人类思想史的一部分。
当然,它首先是针对哈佛学生这一特殊的受众群体而言。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哲学家自身的任务就很简单。
还有另一类,是更具地方性特征的概念,如性、命、神、气等等。因此,儒家关于人的观念的传播,便需要一种更加辩证的思路。自我这个词,本来也非传统中文词,大概是70年代末翻译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介绍所谓本我、自我与超我三重结构,还有萨特存在主义,大讲他人就是地狱时,开始流行起来的。其观念来自经典的启发,但其可信度必须体现在生活经验中。它是现代西方社会成就的重要精神基石,也给这个社会的前景留下问题。
按《说文》,道的初始义是行。这门课或这本书的成功(下面的讨论以书代课),可能同专业研究有不完全一样的条件或要求。《庄子》固云：或使莫为，在物一曲。
[7] 在这一节的讲述里，牟宗三明确以乾元统合形式因、动力因、目的因，而将质料因寄托于坤元。经由一系列的外（即《大宗师·回益矣章》的忘）的阶梯，卜梁倚得以造见独之境，作为杀生者和生生者的不死不生的独体由此完整地呈露出来。在这个意义上，生生不已的变化中的不测和偶然，是独体的主宰义得以成立的概念环节。但仍需区分论证的逻辑与义理的逻辑。
在理解先秦时代哲学家的思考时，不宜过度使用道家这一概念，否则会为各种先入之见所蔽。然而在谈到质料因的时候，他又将其归诸坤元： 目的因是什么？落在粉笔上粉笔就成其为粉笔，成其为粉笔，粉笔就达到它的目的，这是目的因。
……合无为而成、为物不贰、生物不测三语，即道体学‘即虚静即活动即存有之说也。审乎无假，而不与物迁，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也。[13]参见杨立华：《中国哲学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第74页。吴飞直接忽略了《三体》结尾这一宇宙终结的可能，将其转化为生生不息的世界图景：生命在宇宙中不朽，宇宙因智慧而再生。
动力因即生，目的因即成。当知孟子不接受告子的生之谓性，是大有深意的。然而，目的因能够完整地吸纳不测的变化吗？《论语》《孟子》《中庸》《庄子》言命皆有二义：一为命令义，强调的是必然性。在对《四因说演讲录》深入理解基础上的转进，是丁耘道体学建构的重要入手处和着力点。
虽天地覆坠，亦将不与之遗。[3] 通过对亚里士多德四因说的疏解，丁耘点出其深藏之密意：无论体现为自然生成还是实践智慧，自足活动之精义要在于心之思虑，无论是神心还是人心之思。
以乾元代表创造原则，以坤元代表终成原则，并通过对《乾·彖》大哉乾元，万物资始。物自生而人衣食之，气自变而人畏惧之。
中国人没有分析那个形式，但它这里一定有一个形式，这个形式的根源从哪里来？这个形式的根源从乾元来。或以虚静为宗，则为心学。或以存有为宗，则为理学。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衍，所以穷年也。[9] 郭象注莫为或使曰：季真曰，道莫为也。大化流行的统体的无限变化在有觉性的个体维持和实现其自体之一的过程中，呈现出根本上的不可支配性。
[11]宇宙是很大，但生命更大是以有限的宇宙观为前提的。于《中庸》，则宗濂溪之以《周易》解《中庸》，所不同者在于丁耘更强调循《庸》解诚，并借之见性。
吴飞既不接受在纯粹生命层次之上有一个绝对善的美好生活的相，也不愿落入盲目的生命冲动的蛮荒，而是要在生命的活泼泼的律动中把握人伦秩序的根基以及内在的节序、文理。在中国哲学经典中，强调命字的寿命一面含义的，其实是颇为罕见的。
乾、坤虽有主从，可二元归之一本，然其中的张力与偏至仍难以完全消除。《道体学引论》立论深宏、义解丰赡，是哲学在中国思想中重新开始的奠基性环节之一。
唯其如此，我们才能理解庄子借闻道者和知道者之口反复言说的至德者对万化的主宰作用：死生亦大矣，而不得与之变。值得注意的是，这样的概念内涵不仅与《论语》《孟子》一致，而且能与思孟学派的性理相互发明。[1] 正是以这一根源性的领会为基础，丁耘看到了牟宗三的最大贡献是将亚里士多德哲学引至儒学义理学视野内。丁耘通过对基本问题的呈示，立哲学之本统，并以贯通性阐释判摄中西各宗的理脉，于会通中显明各家的殊胜，规模宏阔，是近代以来中国哲学积累、酝酿的浑然元气的一次绽出。
然而，牟宗三终是将坤元归入乾元，从而使由《周易》《中庸》开出的哲学根脉落入动力因的系统。在乾卦这里只讲形式因这一面。
摘要：自陈来先生以《仁学本体论》响应李泽厚先生关于中国哲学登场的呼吁以来,中国哲学界出现了几种从根源性义理出发回答时代问题的尝试。《秋水》是后世学庄者仿《逍遥游》而作。
《道体学引论》既然以将哲学本身问题化作为基本任务及致思的起点，则没有比考察四因说的起源与深意更妥当的进路了。[7]牟宗三：《四因说演讲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第6页。
庄子哲学中对命的这一方面义涵有格外突出的强调。宇宙的最终归宿，仍是生生不息。因为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不仅是他个人的贡献，更是哲学本身所要求的，即所有的哲学流派都在四因说的内部打转。因此，不测的变化与性体的关系中所蕴含的思想的转进可能，仍有待于更多环节的展开。
[10]推详郭《注》成《疏》之意，莫为强调的是自然无为，或使则有自觉主动之义。对不可奈何的命的凸显，是庄子哲学的一个突出面相： 死生存亡，穷达贫富，贤与不肖，毁誉、饥渴、寒暑，是事之变，命之行也。
庄子哲学所强调和凸显的主体性，还是太过偏于否定的一面了。更为关键的是，作为目的因的坤元反倒是从属性的。
如天瑞为故，自然焉在？无为何居？在王充那里，故与自然、无为相对，有为了什么而这样的目的之含义。与牟宗三《四因说演讲录》一样，《道体学引论》亦先揭乾、坤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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